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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我关注了两条新闻。一则是宇宙级网红Kim Kardashian的内衣品牌launch了，但出师不利。因其想把带有“Kim”字样的“Kimono”（和服）一词作为品牌名纳为己有，结果这一不慎之举引起全网日本民众及其他民族人士的愤慨，京都市市长甚至亲自致函给Kardashian，劝前者不要这么做。事件的结果最终以金大姐的妥协而告终。 

 

另一则则是Rihanna借Fenty Beaty进军大中华区市场之机，第二次登上《时尚芭莎》封面。但这次引人注目的点是，她的造型似乎灵感来源于“唐”。 

 

点击热搜上的“#蕾哈娜唐朝造型#”和“#蕾哈娜中国风封面”网友评论，大致可分为欣赏和质疑两派。有从视觉上为Riri点赞的，也有从史实角度站反对派的。不过，从多数网友的评论来看，这次的封面大片还算得上是一次“成功之作”。

 

不过，若是换个角度坦白地讲，这次的造型之所以没有引起太大争议，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出于蕾哈娜在国内大受欢迎；其次，更深一层的，则是蕾哈娜利用其非洲裔美国人的身份，在之前积极为消除种族歧视和维护女性权利所做的种种努力，帮我们在潜意识里建立了正面友好的形象。试想，假如这次的主角换成Kim Kardashian，就算是一模一样的明星，估计会遭受很大非议。

 

随着中国在国际上的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几乎每隔一段时间，无论在微博还是微信，就会有核心为“这是中国（东方）吗”问题的讨论——而且间隔的时间越来越短。以去年迅速发酵的Dolce & Gabbana事件为契机，紧接着是Zara事件，到近期预告的电影《花木兰》和《尚气》，这一风向似乎从一个相对小范围的领域开始出圈，类似问题也逐渐演变为被更多人所关心和讨论的话题。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一件好事。说明话语权逐渐在向“东”转移。但另一方面，在这些不断蒸腾的表象之下，似乎正在悄然酝酿着一场剑拔弩张的新讨论。

 

 

 

▌01

 

 

这个问题的产生并非是简单的非黑即白，而是有其自身形成的历史原因。对“中国风”的认知问题，包括所谓“东方主义”的论调，是积淀了数百上千年后留下的历史问题，西方对以“中国风”为概括的东方风格的理解和异化，包含着层层叠叠胶着着的复杂情感，并非一两句话或一个决绝的判断就能定义清楚的。

 

首先，归根结底地说，“中国风”这个词，在东西方的认知中就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你可以这样理解——有两种“中国风”，一种是基于本土视角，存在于我们普遍认知的中的，泛指一切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美学风格；而另一种，也是过去较少在中华这片土地上被提及，但却在西方世界扎扎实实存在了上千年之久的“中国风”（Chinoiserie）。 

 

所以，当我们在和西方讨论什么是“中国风”的时候，我们其实并没有在讨论同一个东西。这个问题的本质，是当“中国风”在西方历史长河中流传时，西方人早已不再认为他们口中和创造的那个“中国风”是“属于”现实中国的。

 

既然不属于中国，那属于谁呢？答案很简单，属于西方人自己。 

 

一个集中的典型，也是迄今为止最出名的例子，便是2015年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举行的“中国：镜花水月”（China: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展览。作为每年一度的全球时尚/名流第一盛事，尽管展览为“中国”起到了相当的宣传作用，但许多人却并不买账，认为其并没有展示出一个真实或者现实语境下的中国。

 

Yves Saint Laurent 1977秋冬高级定制系列

 

如果你有看过展览图录，就会发现，造成这一走向问题的并不是“偶然的误会”，相反，是主办者的刻意而为：“这次展览中的高级定制时装和先锋成衣所反映出的中国只是一个虚构的、美妙的创作品，它向人们展示了梦一般不合逻辑的另一个世界。在这里，新奇的意向结合了中西双方的风格元素，属于‘中国风’的传统和惯例。”

 

策展人Andrew Bolton在前言中写道。“……设计师们就像是在另外一个国家旅行的游客，他们把这个国家的艺术和文化传统看作他们自身传统的一种异域化的延伸。镜花水月：西方时尚里的中国风’表现的并不是中国本身，而是一个存在于集体幻想中的中国。”  

 

显然，由Bolton策划的这次展览延续了西方视角下“中国风”的传统，他的本意并非是想“重现”一个真实的中国，而恰恰仅是单纯地从西方传统出发，展现那个存在于西方世界里亘古不变的“中国印象”。 

 

无独有偶，另一本以“中国风”为研究对象的著作，同样明确地表述了这一点。在由英国艺术史学家休·昂纳（Hugh Honour）于1961年所撰写的《中国风：遗失在西方800年的中国元素》（Chinoiserie: The Vision of Cathay，以下简称《中国风》）一书中，开门见山地表明了以下观点：“……中国风是一种欧洲风格，而不是像一些汉学家常常认为的那样，是对中国艺术的拙劣模仿。”  

 

在这里，有心人会发现非常奇怪的一点。这本以“中国风”为题的文献，为何英文标题所对应的中国不是“China”，而是“Cathay”？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是Cathay？

 

 

▌02

 

 

第一次看到“Cathay”这个词是国泰港龙航空的英文“Cathay Dragon”，这个翻译在当时着实让我一头雾水，但我并没有十分在意。后来，又过了很久，我又遇到了它。这一次很近，就在上海，就在淮海中路，优衣库对面那座著名的Art Deco建筑，国泰电影院，一样的单词C A T H A Y，非常醒目地以竖行排布的方式伫立着。 

 

不要小看了这个单词，正是有了“Cathay”的出现，才有了后来直至今天的故事。 

 

在《中国风》一书中，第一章开篇角落处有个小小的注释：“神州（Cathay）是中世纪时期对中国的称谓，因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使用而流行开来。这个词通常只指扬子江（长江）以北的地区。有时Cathay也译作‘汉地’，据说该词为‘契丹’一词的音译……”  

 

这个解释其实是有些糊涂的，不过还好，我在德国汉学家顾彬（Kubin）的著作《德国与中国：历史中的相遇》里找到了更为通俗的解释：“1605年以前，欧洲人根本不知道Cathay（契丹）和China不是两个不同的国家，而是一个国家。从马可·波罗的13世纪开始，到1605年以前欧洲人觉得Cathay是中国的北方，China是中国的南方。到了1605年，由于耶稣会士到过这些地区，才把中国叫成China，把Cathay这个名字取消了，并且将地图中的相应名称做了修正。”

 

1656年，荷兰人约翰·尼霍夫游历南京后所绘制的大报恩寺琉璃塔，这一建筑成为西方视野里最具代表性的“Cathay”意象之一，出现在安徒生童话里甚至当代美式中餐的外卖包装盒上

 

那么，既然Cathay已经被“China”取代了这么久，它为什么还会出现在以上诸多之处呢？这恰恰也是最关键和耐人寻味的地方。 

 

为了更有效地强调二者的区别，昂纳在《中国风》的正文开篇，便向我们讲述了一个关于“寻找Cathay”的故事。 

 

“1601年，当坚忍不拔的耶稣教会传教士马泰奥·里奇（Matteo Ricci）抵达北京的时候，他便览了城中奇观，然后开始寻找神州（Cathay）之所在。他在澳门和南京待了19年的时间，对中国已是十分熟悉；现在，他渴望找到那片神奇的土地。还在意大利国内的时候，他就已经听说了一些关于这片土地神奇而动人的故事。又过了若干年时间他才勉强相信自己已身在其中。 

 

后来也有很多到中国来的西方人都经历了类似的失望。跟里奇一样，他们发现，即便不是不可能，但也很难把先前对这个国家的认识同它实际的状况画上等号。” 

 

接着，作者又举了一个现代的例子。 “即便到了20世纪30年代，奥斯伯特·西特韦尔爵士（Sir Osbert Sitwell）仍在说，‘自抵达中国后’，……才开始‘领悟到中国风这个概念最初是如何引起了我们祖先的兴趣的。’不管山山水水多么美，也不管建筑和中国人有多么独特，一旦看到现实与他们梦想中那片土地相差太远，欧洲游客们常常会感到极度震惊和失望。”  

 

我们都知道马可·波罗。对中国人来说，这只是历史课本中一个无关痛痒的名字。但对西方人来说，马可·波罗的影响，远比我们想象得要深远广阔。因为他为西方世界带来的是一场旷日持久、延续了几个世纪的对“中国”（或者Cathay）的、大范围的、狂热的迷恋和想象。 

 

有一本有趣的小书《维米尔的帽子——17世纪和全球化世界的黎明》（[加]卜正民 Timoyht Brook）为我们描述了一段时期内的这种风（疯）潮：“13世纪后半叶曾在元朝任职的马可·波罗，返回欧洲后写下《马可·波罗游记》，以生花妙笔描述他的东游见闻。拜他的精彩描述所赐，在培根的时代，中国已是大众心中极尽幻想之地。欧洲人认为那是个无比富强的国家，许多人进而认为，通往中国的最快路线，必定也是获得宝藏的最快路线。

 

于是欧洲人前仆后继地寻找通往中国之路，那股热情大大影响了17世纪的历史进程——不只影响了欧洲和中国，也影响了欧洲和中国之间的大部分地方。这就是为什么本书每个故事背后，即使是那些乍看之下和中国毫无关系的故事后面，都藏有中国因素的缘故。”

 

维米尔在1660或1661年绘制的《代尔夫特一景》，画面上刻意囊括了荷兰东印度公司代尔夫特事务所的建筑

 

顾彬也给出了类似的解释：“哥伦布为什么1492年开始航海呢？他为什么能够发现美洲呢？是因为他看了马可·波罗的书（《马可·波罗游记》早期的版本）以后，和其他的冒险者一样，想去找Cathay……为什么不止他一个人，还有很多比他早去的人想去Cathay呢？因为马可·波罗在书里描述的那个Cathay是世界上最富有、最发达的国家。”  

 

而对于那些没有办法直接到达中国的欧洲人来说，最直接能够接触到中国的方式，便是通过贸易的福利。这也是《维米尔的帽子》这本书的主题。可以说，从17世纪开始，在欧洲上至国王君主，下至黎民百姓，都无不对“中国风”上瘾。对这一现象，还产生出了一个专有名词：中国热。从那些由东印度公司贩运回来的瓷器、家具、茶叶、丝绸上，以及各国传教士的回忆录中，欧洲人开启了对中国及东方的无限美好想象。

 

 

▌03

 

 

有太多的例子可以为这一时期的现象做注解，当然，其中也不乏一些著名的故事。 

 

比如，“当路易十四决定为他最宠爱的情妇莫内斯潘夫人（Mme de Montespan）修建一座阁楼的时候，他别出心裁，要采用中式设计。这个小小的开心屋叫作特列安农磁屋（Trianon de porce-laine）……”（《中国风》）除了在建筑上的成就外，这位赫赫有名的“太阳王”还喜欢在宫中开各种“中国风”主题的party，甚至偶尔还会来一个像古代皇帝那样乘坐轿子的“闪亮登场”。而作为当时引领全欧洲时尚偶像，“中国风”的一切很快便在各个欧洲王室间流行开来。 

 

德意志萨克森地区有位选帝侯奥古斯特二世（外号“The Strong”，据说其有120多个情妇和300多个私生子……）也酷爱瓷器。酷爱瓷器并不稀奇，各国的东印度公司就算再有实力，也毕竟受到当时年代的运输条件的限制，因此真正的中国瓷器着实是贵为奇货可居。加上瓷器又美又实用又有品位，哪个王公贵族不爱？但这一位爱到了几近夸张的疯狂地步。 

 

疯狂到什么程度呢，他不仅为了获取制瓷工艺而把一位炼金术师“关押”多年（后者居然在巨大的压力下奇迹般研究出制瓷的关键秘方，从而才有了著名的高端瓷器品牌——麦森）；还做出不惜用自己最精锐的600人贴身龙骑卫队换取150多件中国清代瓷器的惊人之举。不过也有人说这是他对待普鲁士的政治策略，至于其真实的动机是不是这样我们这就不得而知了。

 

提香和乔凡尼·贝里尼的画作《诸神之宴》（1514-1529），男神和女神手中所持的器物皆是明代的青花瓷器，意味着此物只应天上有

 

即使数以百万计的中国瓷器被运往欧洲，却仍然满足不了欧洲人“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再者，中国瓷器作为奢侈品价格昂贵，普通百姓很难享受到。正品不够，仿品来凑。最有经商头脑的荷兰人当然不会放过这个赚钱的好机会，于是，著名的代尔夫特陶出世了，它们白釉蓝花的外表看起来还“蛮中国的”，可惜没掌握瓷器高温烧制的要领，所以其本质上依然只能是容易破损的陶器。 

 

从代尔夫特陶器上，至今能看到许多“改良”中国元素的痕迹。比如，瓶身上绘制着类似于中文的奇怪符号，或者穿着中式服装却长着西方面孔的人物形象，以及用于插饰郁金香的诡异器皿造型，如今看来，都令人颇为忍俊不禁。 

 

而在地球的另一面，也出现了有趣的现象。为了更好地做生意，那个年代的中国商人和工匠也在为这种异化的“中国风”添砖加瓦。大量为配合欧洲客户要求而定制的用于出口的中国外销瓷就是典型的例子。 

 

除了瓷器，英国人对茶叶的需求也在增长。如今不断被网红们打卡刷屏的下午茶习俗，正是出自英国。而英国人喝茶的习惯又是如何养成的呢？据BBC的一篇报道，英国人喝茶的传统起源于一位嫁到英国的葡萄牙公主凯瑟琳，作为时任英王查理二世的王后，她的一举一动自然引得王公贵族们效仿。在凯瑟琳的母国葡萄牙，因和中国通商得早，茶叶已经在贵族圈得以流行。而王后的到来，则将这股风潮引向英国。

 

在此之前，茶叶在英国只是作为药品而少量地存在。此外，形成这种风尚的另一个原因，是饮茶的器具——中国瓷器也相当昂贵，因此成为身份的象征。“饮茶之所以受欢迎的原因之一就是可以使用这些精美的茶具，就像拥有最新款的苹果手机一样。”《茶叶帝国：征服世界的亚洲树叶》的作者马克曼·埃利斯说。（《英国人爱喝茶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 

 

后来，茶的流行呈现出阶级性传播——由王公贵族逐渐渗透至英国的平民百姓，英国人对这种来自中国的天然饮品的需求越来越大。“到18世纪末……‘茶叶进口量超过了2000万磅，也就是说，人均2磅’。不过，这只是官方数字。‘据统计，1766年，走私进英国的茶叶数量与通过正规渠道进入英国的数量一样多。’”（《绿色黄金：茶叶帝国》[英]艾伦·麦克法兰 Alan Mcfarlane）然而，也正是因为这样庞大的需要，才促使英国东印度公司委派植物学家罗伯特·福琼(Robert Fortune)作为“茶叶大盗”在华进行非法的茶树样本采集，而后成功地将茶叶生产带入印度，从此结束了中国在茶叶出口上的垄断。 

 

在艺术上，亦有许多体现“中国风”或者是中国影响力的作品。比如，深受蓬巴杜夫人庇护的画家布歇，最热爱的题材之一便是表现各种虚构的“中国风”场景。但相信凡是看过他作品的中国人，估计都无法接受这个法国人脑子里臆想出来的“中国”。顺便说一句，在这类主题的持续影响下，才有了后来酷爱用裸女表现东方风情的安格尔。而在真实反映欧洲是如何受到中国影响的现实主义题材艺术作品中，荷兰的维米尔即是最佳代表。

 

布歇《结伴钓鱼的中国人》

 

受到“中国风”启发的欧洲日用品，则渐渐地杂糅出了一种更复杂的情况。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许多的“中国风”似乎与西方融合得太“好”，或者在传播的过程中遭到来自其他东方国家的影响，变得“很难说清”和面目模糊起来，以至于当下的我们甚至都很难看出那是来自“中国”。 

 

一个具启发性的例子，是英国从印度进口的棉布织物图案的演化。为了保证印花棉布在英国的畅销，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要求印度的工匠在制造棉布的时候采用他们提供的图案，而那其实是“表现中国情趣的英国图案”（《中国风》），然而，让问题更复杂的，是印度工人将其再次加工，又在其中融入了印度传统文化中的“生命树”图案，最终，这种流行开来的图案却以一个苏格兰小镇的名字“佩斯里”（Paisley）命名，成就了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结局。 

 

除了美学上的影响，“中国风”也同时吹向了思想学术领域。 

 

在《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法]安田朴）一书中，作者详尽地分析了来自中国或东方的思想是如何对欧洲产生效应的。其中最具影响力的自然是伏尔泰，“……我们再来研究一番从‘中国热’（对华友好热）到‘对华不友好’的过渡。最令人信服的做法可能就是使一切都以这位伏尔泰为中心，他生活于该世纪的中期，是一名最热情积极、最意气风发和顽强不屈的‘中国热’学者。”由伏尔泰以《赵氏孤儿》为蓝本改编的戏剧《中国孤儿》曾在法国枫丹白露宫上演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其意图，在于展示他内心那“完美的”中国文化及儒家伦理道德观，这也为启蒙思想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一代大文豪歌德也曾深受中国的启发。据悉，他甚至曾经学习过汉语。如今，其留下的遗产仍在中德文化交流中起到点睛的作用，就像许多涉及德国的学术活动，都会以“歌德”来冠名。这不仅仅是因为歌德的个人成就和他在中国读者中的影响力，很大一部分程度上也是因为歌德对中国的极大兴趣和贡献。

 

 

▌04

 

 

随着来自西方的使者、商人和探险家不断踏入大清帝国的土地，关于“神州Cathay”的幻想也在一点一点地被磨损。标志性的转折，即被影视作品多次演绎的英国使者马格尔尼来华觐见事件。 

 

“1793年9月14日，大英帝国使臣乔治·马格尔尼（George Lord Macartney）在热河行宫觐见乾隆皇帝，由于没有按照中国宫廷的要求行扣头之礼，其谈判以失败告终，使得欧洲对中国的态度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德国与中国：历史中的相遇》）在其后的以日记形式出版回忆录《1793乾隆英使觐见记》中，马格尔尼向欧洲披露了大量在中国的所见所闻，言语中不乏诸多嘲讽与不满之词——这一切与西方人想象的富饶文明之地相去甚远。 

 

此后，渐渐地，“神州”开始从西方人的幻想中消失了。而不断取而代之的，是各种来自从东方喜忧参半的见闻。在从类似福琼这类探险家的笔下，人们越来越多地了解到那个存在于幻想之外更加真实的中国。 

 

被不断曝光在西方的视野中，人们不再相信那个几世纪之前由马可·波罗构造的神话；另一方面，不断增长的贸易需求又迫使他们为自己找到一条新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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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8年出版的著作《东方主义》（Orientalism，又名《东方学》）中，巴勒斯坦裔美国学者萨义德（Edward W.Said）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观点：“之所以东方被‘东方化’了，不仅因为它是被19世纪的欧洲大众以及那些人耳熟能详的方式下意识地认为为‘东方的’，而且因为它可以被制作成——也就是说，被驯化为‘东方的’。”  

 

这本书诞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民族主义和各种运动不断的社会背景下，观点难免会有些偏激甚至极端。但如今看起来，作者的这个假设却并没有过时，相反，它仍旧发人深省。不管是作为中国人，亚洲人，还是西方人，我们都要进行反思，在新的历史背景条件下，我们应该置自己和“他者”于何方？ 

 

纵观这条被几乎遗忘的历史线，只能感叹，西方与东方之间，似乎从未真正相互理解。就像顾彬所说的那样：“《东方主义》这本书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也就是理解的问题，即我们能够相互理解吗？这不只是一个理解中国的问题，这也是一个人能否理解别人的问题。这是个哲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