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装毫无疑问是态度的表达，但它究竟能承载多少抽象意义值得思考

评论员 | Drizzie

承认时装这个介质的“有限性”是一件很难的事，但这十分必要。

在看过新季部分时装秀后，我感到深深厌倦——对借用时装表达哲学这种创作形式的厌倦，更是对借用“某一季”时装去表达“某一种”哲学这种创作形式的厌倦。

在最新的Gucci 2020春夏系列中，Alessandro Michele将主题指向福柯的“微型权力”，人们每天生活是通过一种微妙的社会治理术来掌控，通过一系列的规范，内化为个人行为。这种权力最终创造出一个规训社会。

在理论背书下，这个系列传递的信息自然十分明显，那就是挣脱生活的规训和范式，实现真正的自由。

但是这个信息又是如何被具体表现的呢？白色秀场被布置为一个诊所，模特们最初身着与精神病院拘束服类似的纯白的连体衣由传送带输送入场。值得关注的是，这些纯白连体衣仅作秀场展示，并不进行生产售卖。

这个安排用意颇深。从纯粹创意的角度看，随着极繁浪漫主义的退潮，Gucci从符号回归本质，希望借用哲学思想深入探讨现代性。这并不令人意外，此前Alessandro Michele就曾将秀场打造过手术室，探讨《赛博格宣言》。从功利的角度看，Gucci眼下亟需向观者证明，品牌风格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不断迭代，依然具有商业潜力。

但无论从哪个角度而言，就我个人而言，整场秀都呈现出强烈的割裂性。无论是纯白连体服与正式系列，还是哲学主题与时装本身，都缺乏具有足够说服力的联系。一如既往的是，Alessandro Michele再一次选择极端形式，要么眼花缭乱，要么纯白如纸。

究竟如何打破规训，我们依然一无所知。

令人意外的是，模特Ayesha Tan-Jones在开场时擅自举起了写着“Mental Health Is Not Fashion”（精神健康不是时尚）的双手以示对大秀的抗议，认为时尚行业应当禁止对于精神健康这一概念的滥用。这唯一的计划之外的插曲，反而成为整场秀最为契合主题的环节。

这名模特又于秀后在个人Instagram上发表了更长的声明，“作为一名艺术家和模特，我与家人和亲人长期受抑郁症，焦虑症，躁郁症和精神分裂症心理健康的折磨。对于像Gucci这样的大型时装品牌而言，将心理健康这样的概念用作短暂时装展示的目的，让我们感到受伤。”

现如今，道德变成了一种时尚。但是很多人们已经隐约感到，心理健康、女权主义、种族问题、可持续时尚、后现代哲学等概念在时装界被滥用，使得问题不仅没有得到准确地体现，甚至由于歪曲挪用引发了公众对这些概念的污名化。

或许我们应该承认，时装作为介质本就不适合表达复杂概念，它不具备展现nuance（细微差别）的容量。

后现代主义哲学之所以对时装界的影响如此强烈，是因为不同于现代主义精致构造的内敛结构（更难引发注意），在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一切被解构的碎片和被表达的态度（statement）都带着希望被人看到的原始冲动，它们一目了然，自然契合了时装这种直截了当的表达形式。

反叛如果不能被看到，反叛就无法成立。时装的statement如果缺乏观看的客体，那statement还存在吗？但是一旦有了希望被人看到的念头，开始渴望他者的理解，信息就无可避免地被简化，表达便不再完整纯粹，从而变的谄媚。

无论是眼下火热的印花营销——Monogram印花的排列方式满足了年轻消费者在信息洪流中对简化信息的需求，还是Virgil Abloh用引号、斑马线等强符号的重复与重组，都是这种原始冲动的体现。

更重要的是，对于注意力的渴望得到了商业机器的助力。Virgil Abloh通过复制与挪用，大量重复，任意组合的简易流程，压缩了创意生产时间，正好满足了市场的贪婪。

一切复杂思想，即使拥有深入探讨的初心，最终也无可避免地形式化，让赛博意象简化为一张模特手抱人头的图像。

真正的哲学需要大量的nuance和细致的讨论，一件衣服、一季衣服、一场秀，或许能够引发疑问（这也是推动进步的一种方式），但是在欠缺足够语境下所引发的误读和困惑呢？

更激进地说，借用一种哲学，引用一个观点，如果不能充分解读，就是利用和背叛，是公益包装下的市场营销。

少有人能在表达之前质疑表达的介质。结果很可能像是把长篇大论的学生论文发表在小红书上一样不合时宜。

我反而开始欣赏Balmain创意总监Olivier Rousteign这样的设计师，他们看似有着审时度势的油滑，却坦然地肤浅，专注地输出基于服装（clothes）的审美，一如既往地讲述和丰富自己的故事，交出质量上乘的作品，从没想过去讲什么大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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