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混乱的舆论旋涡，看似是种族社会议题，背后其实是商业和文化的剧变
作者 | Drizzie
频频被传离职的“时尚女魔头”Anna Wintour这次可能真的遇到了职业危机。
随着美国George Floyd之死引发的种族平等讨论愈发激烈，时尚杂志《Vogue》母公司出版巨头康泰纳仕正陷入舆论泥潭。该集团旗下《Bon Appétit》杂志主编Adam Rapoport因为在一张2013年发布在社交媒体的照片被迫离职。照片中他与妻子在万圣节派对上扮演了拉丁版棕色面孔，被指涉嫌侮辱有色人种。
很快，康泰纳仕集团生活方式视频节目负责人Matt Duckor也离职了，有员工称视频节目中没有出现足够的有色人种，也没有支付他们出场费。Matt Duckor的一些带有种族主义和歧视性少数群体言论的推文也在网上流传。
事件随即上升为非裔等少数族裔员工乃至社交媒体对该集团的集体讨伐。时装历史学者、《Vogue》前雇员Shelby Ivey Christie在Twitter表示，在《Vogue》以及康泰纳仕集团的工作，是自己职业生涯中最具挑战性也是最痛苦的时光，来自白人同事的挑战和欺凌、劳动成果不受尊重、糟糕的薪资和种族歧视让她感到精疲力竭。
Shelby Ivey Christie最近刚刚被英国时尚杂志《Dazed》评为今年Dazed 100人物之一，她专门研究非裔群体与时装的关系，在社交媒体上持续为时尚行业中非裔群体的利益发声，她的最新发言也在社交媒体上很快引起热议。
《纽约时报》随后又采访了更多不愿具名的非裔雇员，他们表示没有在工作中受到足够尊重，很多时候仅仅充当了展示正确性的道具。目前《Vogue》美国版杂志列出的十大编辑部领导中全部都是白人。据康泰纳仕的发言人介绍，Vogue编辑部的各个部门中有色人种仅占高管的14%。
种种矛头都指向了康泰纳仕的“门面”，即作为集团艺术总监和内容顾问、《Vogue》美国版主编Anna Wintour，Adam Rapoport此前直接向她汇报。对此，Anna Wintour立即发布了一封道歉信，她承认杂志“没有找到足够的方法来提升内部的多样性，以及为黑人人才提供发展空间，并为这些错误承担全部责任”。这封道歉信的原句第二天便出现在了各大媒体的标题中。
然而这封道歉信非但没有获得公众的原谅，反而引发人们对“没有找到足够方法”这种说法的质疑。
Twitter上则掀起了#VogueChallenge的挑战赛话题标签，众多创意人才自发地将非洲裔模特拍摄的大片制作成为Vogue封面，想象了Vogue若推出非洲版可能的样子，以此挑衅Anna Wintour带领下“白人至上”的Vogue杂志。
Twitter上掀起了#VogueChallenge的挑战赛话题标签
言下之意是，来自民间的创意人才可以轻易地制作出兼顾审美和体现少数族裔人群的优秀封面，Anna Wintour不应该为“没有找到足够方法”找理由。
根据知情人士透露，有雇员在集团内部会议中直接提问Anna Wintour是否将离职，集团首席执行官Roger Lynch几乎立即打断了问题，并强调Anna Wintour为集团工作的时间将近40年，不会离职。
从2018年开始，有关Anna Wintour即将离职的传言就从未停止，而集团也每一次都力挺Anna Wintour称其不会离职。传闻中的离职原因并不涉及原则性问题，同时也符合人们对时尚出版业内部博弈的戏剧化想象，2018年有消息称集团董事会主席Jonathan Newhouse并不喜欢Anna Wintour具有强烈控制欲的作风。
毕竟出版集团的内部人事斗争一贯复杂，早在1988年，集团所有人Si Newhouse就用Anna Wintour取代了时任美国版《Vogue》主编Grace Mirabella，后者在媒体新闻中才知道被自己被开除的消息。
然而这一次却不同，在浩浩荡荡的社会舆论讨伐中，来自外部的压力让Anna Wintour的处境从未如此尴尬。
特别是在康泰纳仕集团盈利情况堪忧、经营层面发生诸多重组动荡的当下，舆论似乎更加拥有了提出质疑的立场。多位匿名知情人士表示，去年康泰纳仕美国公司营收约9亿美元，亏损约1亿美元，位于欧洲的康泰纳仕国际也录得损失。今年4月，集团对收入超过10万美元的人实行减薪，并裁员了100名员工。
首席执行官Roger Lynch对此回应称对上述数字“不清楚”，并补充道，该公司对康泰纳仕美国和康泰纳仕国际业务的合并重组，成本很高。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位于美国纽约的康泰纳仕和位于英国伦敦的康泰纳仕国际虽然同属于母公司Advanced Publications，但各自独立经营，分别设置独立的首席执行官，管理团队和出版物。前者主要负责美国业务，而后者则经营包括法国、中国《Vogue》及英国版《GQ》等刊物在内的海外业务。
2018年11月，集团决定合并美国公司和康泰纳仕国际业务，并邀请来自投行和电视业背景的Roger Lynch担任合并后的集团首席执行官。近两年以来，转身缓慢的康泰纳仕还未显露出积极的增长信号，在传统出版物式微的趋势下依然未能找到行之有效的、摆脱对广告业务依赖的盈利模式。
更重要的是，问题不仅出现在此前已关停的数本刊物和集团出售的《W》杂志身上，招牌媒体品牌《Vogue》的商业模式同样存在漏洞，这一核心问题在很长的时间内被业界对Anna Wintour商业才能的吹捧所掩盖。
Anna Wintour以擅长将时尚与主流大众、社会商业嫁接著称，在时尚出版业开创了“时尚大众化”的先锋理念。她担任Vogue美国版主编后负责的第一期封面让以色列超模Michaela Bercu身着一件1万美元的Christian Lacroix宝石镶嵌T恤搭配一条仅50美元的牛仔裤，使得Michaela Bercu成为首个穿平价服饰登上封面的模特，这张封面也成为时装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封面。
此后的Vogue美国版被Anna Wintour一手打造成为一本具有美国政治色彩和社会风向标意义的时尚刊物，它的封面上出现了前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网球选手小威廉姆斯、话题人物金·卡戴珊等社会人物，体现了Anna Wintour在与政界、体育界、商界等其他领域的交际才能和资源调动能力。
Vogue美国版被Anna Wintour一手打造成为一本具有美国政治色彩和社会风向标意义的时尚刊物
Anna Wintour数十年的稳固地位还来源于“被誉为时尚界奥斯卡”的Met Gala的成功。Met Gala起源于上世纪20年代，随后演变成为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时装馆展览募资的社交活动。直到1995年Anna Wintour开始掌舵，Met Gala才算真正实现了商业价值最大化，获得了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成为高度品牌化且利润丰厚的营销活动。
在Anna Wintour的执掌下，Met Gala与商业品牌之间的关系愈发紧密。品牌通常会包下晚会的一个桌子，各自邀请明星身着品牌服饰参加晚会。而Met Gala每年的单人票价在3万至5万美元之间，一张桌子的套票在20万到30万美元之间，总收入大约为1350万美元。
Anna Wintour对嘉宾名单掌握着绝对的选择权，她可以剔除她认为不符合活动形象的嘉宾，即便对方支付门票。2014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时装馆正式更名为Anna Wintour Costume Center，就是这种影响力的体现。
上一任集团首席执行官Bob Sauerberg曾评价Anna Wintour称，"她要为集团全部人提供建议，她是我们的创意舵手，同时也是一位了不起的商人。"有数据显示，Anna Wintour已经累计为Met Gala筹集了近1.75亿美元。
尽管成本高昂，Met Gala对于有实力的品牌而言依然是一个能够获取曝光的良机
在Met Gala筹款活动中花费的金钱不仅是对时装展览贡献善意，更重要的目的是提升品牌在市场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尽管成本高昂，这对于有实力的品牌而言依然是一个能够获取曝光的良机。总体而言，Met Gala的商业主义被掩盖在良好的名义之下。这场慈善宴会背后，有着品牌的更多幕后交易，包括与Vogue美国版的裙带关系。
Vogue美国版和Met Gala显然是Anna Wintour职业生涯的两个筹码。然而这两个筹码在新的市场环境中均已不够稳固，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来Anna Wintour频频被传离职的原因。而2020年初疫情冲击传统媒体广告收入，并导致Met Gala 72年来首次停办，更让Anna Wintour的影响力无处施展。
一方面，向移动端和社交媒体转移的读者不断抛弃纸质杂志，他们对陷入传统媒体内容生产制式的Vogue美国版逐渐产生审美疲劳。随着奢侈品牌削减广告营销成本，疫情影响下的Vogue美国版也未能幸免于难。
三位知情人士向《纽约时报》透露，到2020年底，《纽约客》很可能超过《Vogue》成为康泰纳仕美国利润的最大贡献者。《纽约客》约80%的收入来自读者，这帮助杂志度过了广告低迷期。在最近的裁员计划中，该杂志并没有裁员。
另一方面，Met Gala的逐渐“变味”也引发了业界关注。微信公众号LADYMAX此前在《为什么说被推迟的Met Gala反而是场“及时雨”？》一文中分析，一些业内人士担忧，由于社交媒体对视觉刺激性图像的偏爱，如今过于商业化和娱乐化的Met Gala成为了明星争奇斗艳、吸引点击率的场合，遮盖了时装展览原本的思考意义。
从社交媒体上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也不再满足于传统的Met Gala，Met Gala毕竟是少数人的狂欢。Twitter上出现了一个由Z世代年轻人组成的社群High Fashion Twitter简称hft。当Met Gala致力于创造稀缺性的同时，这群大部分还在上学、但渴望通过着装表现自我的年轻人正在社交媒体上试图对Met Gala进行开放化。
除了上述两个筹码的动摇，2020年的种族平权活动又成为了解构Anna Wintour权威的催化剂。值得一提的是，过去多年间Anna Wintour一人独大的局面如今已经被打破，就在康泰纳仕种族平等问题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美国版《Vogue》的劲敌《Harper’s Bazaar》快速任命了杂志创立153年以来首位黑人主编Samira Nasr，接替原主编Glenda Bailey，任命于7月6日正式生效。
该任命立即引发了人们对Anna Wintour与Samira Nasr正面竞争的想象。而在康泰纳仕内部，Anna Wintour同样要面对一个能力不凡的黑人主编，《Vogue》英国版主编Edward Enninful。
此前频频被传为Anna Wintour接班人的Edward Enninful“创收”能力也不差。作为Vogue百年创刊以来首个男性主编，出生于加纳的Edward Enninful从造型师事业起步，18岁即成为英国潮流杂志i-D的时装总监。
图为《Vogue》英国版主编Edward Enninful
今年五月刊，他让巴巴多斯女歌手Rihanna登上封面，并且首次在封面上使用了Durag头巾。这个配饰在历史上曾是黑人奴隶为保持发型使用的头巾，带有强烈的种族象征意义。Edward Enninful以此显现了他对种族平等问题的敏感性。
2018年，时装记者Robin Givhan赫然将专访标题写为《Edward Enninful会是下一个Anna Wintour吗？》。
Robin Givhan在文章中表示，人们常常忘记，30年前刚刚掌管美国版《Vogue》时的Anna Wintour并不是一个无所不能的“穿普拉达的魔鬼”。她是逐步成长为这个角色的，她积累的权力反映了时尚界的阶级感越来越强烈，人们不断向名人和特权倾斜。但下一个Anna Wintour将诞生在一个更加分散的时尚行业，所面对的是一门没有边界的市场。Edward Enninful 会在其Instagram上与百万粉丝直接对话，也会将目光放在非洲等更具潜力的市场上，他能够很好地平衡时装行业和娱乐，且更加关注时尚行业最为关注的多样化问题。
可见，两年前业界已经预见到，Anna Wintour权威衰落的背后是时尚行业的系统性问题。如今在各种社会因素的作用下，这一核心问题终于得以暴露。因此，公众的讨论也不局限于具体的种族歧视问题，而很快延展到了更广泛的行业文化问题上。
作者Maureen Callahan在《New York Post》网站发表的一篇名为《Anna Wintour与“贱女孩”时代的终结》的文章言辞激烈地直指Anna Wintour正是时尚行业不良风气的始作俑者。
“在几十年来的流行文化中，没有一个人物被认为比Anna Wintour更加刻薄。她沉溺于高级时装文化的糟粕，它的排斥性、无情、反复无常的命令、坚持把饮食失调和自我厌恶作为通往身体完美的途径，并让这种价值观成为她的个人品牌，也成为《Vogue》和康泰纳仕的代名词。”
前《Lucky》杂志主编Kim France向《纽约时报》坦言，长期以来，康泰纳仕是一个 "把困难视为辉煌 “的地方。在那部描绘Anna Wintour作风的著名电影《穿普拉达的女魔头》中，这种价值观得到了体现，这有助于使Anna Wintour的做事方式合法化，同时也美化了她不近人情的行为。
针对Anna Wintour的精英主义，《纽约时报》还盘点了近20年来Anna Wintour的助理名单，包括耶鲁大学毕业的迈阿密著名舞蹈导演的女儿，达特茅斯学院毕业的某大银行总裁的后代，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的奥斯卡获奖编剧的女儿等。“长久以来，康泰纳仕的核心理念是，你必须要瘦、要漂亮、要有无可挑剔的资质，才能获得为别人端咖啡的资格。”
另一个曾经时常出现在Anna Wintour身边的传奇非裔编辑André Leon Talley在电台采访时令人惊讶地对其前老板的种族平等声明表示质疑。“Anna Wintour是一个来自殖民地的女人，她来自英国，我不认为她会让任何事情妨碍到她的白人特权。”
如今混乱的舆论旋涡，看似是种族社会议题，背后其实是商业和文化的剧变。或许Anna Wintour曾经代表了时尚界等级森严、不容置疑的某种权威，但在2020年，这统统将被视作旧世界的产物。在各种大势所趋下，Anna Wintour或许暂时能够获得集团董事会成员的支持，但其影响力必然将会逐步被分解蚕食。
Anna Wintour的确重塑了时尚界最重要杂志的过去30年，而这本杂志又塑造了我们。但越来越多人已经敢于走出思维定式，想象一个“后Anna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