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梦的崛起和陷落，决定了时尚品牌的沉浮
作者 | Drizzie
美国时尚界突然又热闹了起来。
美国总统就职仪式今日在华盛顿国会山举行。即将上任的第46任美国总统Joe Biden选择了美国最具代表性的设计师之一Ralph Lauren作为他的公开就职服装。此前他已多次穿着该品牌，第一次接种新冠疫苗时着Ralph Lauren高领衫，第二次接种时则身穿胸前印有小马标志的Polo衫。
这无疑是一个强有力的信号。Ralph Lauren一直代表着经典的美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Joe Biden潜在的时尚宣言，就是让这个国家回归到四年前的礼仪、希望与梦想中去。
与此同时，Joe Biden夫人Jill Biden身着纽约品牌Markarian定制的蓝色羊毛呢连衣裙和大衣。新任副总统、美国首位女性副总统Kamala Harris则选择了黑人设计师Christopher John Rogers的紫色大衣和裙装，她的丈夫Doug Emhoff也穿了Ralph Lauren。
在就职典礼前夕，Joe Biden夫妇与Kamala Harris还出席了在华盛顿特区国家广场举办的新冠疫情纪念活动，Kamala Harris选择由黑人设计师Kerby Jean-Raymond创立的Pyer Moss的驼色大衣。在去年疫情肆虐的时期，Pyer Moss为受疫情重创的少数族裔和女性独立企业筹集了5万美元援助，并且捐赠了防护服。接连选择黑人设计师品牌，证明了Kamala Harris在少数族裔议题上的鲜明立场。
Kamala Harris（左二）选择黑人设计师品牌Pyer Moss的驼色大衣出席就职典礼前一日的纪念活动
此外，Kamala Harris继女Ella Emhoff的时尚化造型也引起媒体关注，这位艺术家先是昨日穿着美国设计师品牌Thom Browne的经典外套，而后在就职典礼上又穿了一件Miu Miu格子刺绣大衣。
别有意味的是，紫色是混合红色和蓝色，即分别代表民主党和共和党的颜色，代表了两党合作团结。不仅Kamala Harris选择了紫色着装，前任总统夫人Hillary Clinton也选择Ralph Lauren紫色套装，Michelle Obama则身穿Sergio Hudson的勃艮第红套装。
从上至下依次为Hillary Clinton、Michelle Obama、Lady Gaga、Amanda Gordon、Jennifer Lopez、Ella Emhoff
总体而言，此次就职仪式的嘉宾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明亮的色系和极富视觉冲击力的大幅色块。Lady Gaga身着极具冲击力的Schiaparelli高定服装演唱国歌，黑色紧身衣和红色裙摆搭配金色胸针显得高调而庄重。年仅22岁的国家桂冠诗人Amanda Gorman身着明黄色Prada大衣和红色头箍令人印象深刻。Jennifer Lopez穿着Chanel纯白套装进行表演，反而淹没在了色彩的海洋中。
远隔万里也不难感受到，一股强烈的情绪蔓延在美国社会的空气中。
美国歌手Katy Perry在就职典礼晚会上伴随着灿烂的烟火表演，压轴献唱代表作《Firework》（烟火）。这首发布于奥巴马全盛时期的热门单曲，在此时此刻鲜明地暗示了一部分美国人的怀旧，以及对于重建文化价值的迫切。
Katy Perry在美国总统就职典礼上压轴演唱《Firework》
一方面，人们对于就职仪式嘉宾着装的关注，似乎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密切。这或许正是因为人们在当下的一片迷雾中，比任何时候都渴望读懂即将到来的新时代，而时尚承载着大量的隐藏信息。
另一方面，与会嘉宾对于着装的选择也更加坦率，极富宣言性。《名利场》杂志评论称，“时尚外交重回Joe Biden和Kamala Harris就职仪式”。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人们再度渴望委婉、微妙和丰富的表达。
时尚与政治的关系一直备受争议。很多人认为政治人物应该谨慎着装，不让着装影响社会对其主张的判断，媒体对政治人物着装的解读也是过度诠释。事实上，各国情况的确不同，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美国时尚与政治的关系一直紧密。
Anna Wintour领衔的美国版《Vogue》一直擅长与政界周旋。不久前，Kamala Harris的《Vogue》封面还引起了一番争议。《Vogue》为其拍摄了两个封面，一个着装相对正式，另一个则相对亲民，最终后者成为纸刊封面的选择令舆论不满。这也折射出美国社会当前存在的价值观争议，评论者认为当下的美国需要的是权威与正式的官方形象，而不是穿着匡威就登上封面的副总统。
《Vogue》美国版为Kamala Harris拍摄的两个封面引起争议
在过去的五年中，美国时尚的陷落一直被归咎于零售环境的变化、亚马逊的出现等等。这些弱点在过去一年中集中塌陷，历史最为悠久的Brooks Brothers被品牌管理公司Authentic Brands Group 和地产业主Simon Property收购。最早在达拉斯创造了奢侈品神话的Neiman Marcus百货申请破产保护，几经波折在引入新股东后才勉强存续。
曾经被前总统夫人Michelle Obama带火的J.Crew同样经历了申请破产保护、关店重组等一系列动荡。Calvin Klein尝试邀请明星设计师Raf Simons但快速分道扬镳，此后经历了漫长的空窗期，最终在疫情期间依靠居家休闲服获得了些许提振。美国内衣品牌Victoria’s Secret在经历了长期的舆论争议后，于近期获得了一些温和反弹。
年轻设计师方面，一度获业界看好的Proenza Schouler、Alexander Wang、3.1 Philip Lim、Derek Lam、Jason Wu等风光不再，逐渐丧失了设计的先锋性，而在商业上也没有明显突破。值得关注的设计人才已经屈指可数，令纽约时装周变得愈发空洞。
总体来看，美国时尚品牌似乎在几年间集体丧失了吸引力。
回想1980到千禧年间美国时尚鼎盛时期，Calvin Klein内衣广告所体现的美式性感重新定义了内衣的意义，Gap邀请美国流行文化名人拍摄的肖像组照《Individuals》反映了好莱坞众星云集时代的时代面孔，Ralph Lauren钩织的美国梦成为说唱文化对于成功的想象，J.Crew带来了新中产职场场景下的休闲生活方式，甚至Juicy Couture也表现了千禧年间年轻女性受电视文化影响，对于装饰主义和休闲功能性的追求。
在这个创立了“轻奢”理念的国度，Michael Kors和Coach曾经给予普通消费者向上触及奢侈品的机会，但是在整个社会不断下沉和分化的背景下，它们如今处于尴尬境地。
Olsen姐妹所创立的The Row虽然成为了少见的美国奢侈品牌，但是它的价格门槛将大部分美国人拒之门外，无法成为主流，也缺乏足够有号召力的核心价值理念。
Calvin Klein在Raf Simons对品牌进行艺术拔高的努力没有获得立竿见影的回报后，毅然决然地决定回归大众，甘于成为一个内衣品牌，证明美国时尚骨子里的大众属性。
现在人们在脑海中想象美国时尚，除了卡戴珊真人秀，几乎别无其他。然而年轻女性对于卡戴珊生活方式的想象被Fashionnova、Nasty Gal这样的廉价快时尚电商满足，上述红极一时的美国品牌和百货商场自然而然地逐渐边缘化。
最终人们发现，美式时尚的兴衰不只是因为零售环境和技术的变化，本质上还是与宏观经济与文化环境有关。美国梦的崛起和陷落，决定了时尚品牌的沉浮。政治对美国时尚的影响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曾经的美国政界格外注重通过着装和时尚来传递价值，塑造象征。2009年，美国总统奥巴马身穿Brooks Brothers大衣就职，这个成立于1818年的美国品牌为过去45位总统中的40位总统提供了就职着装。
在2017年的就职典礼当天，特朗普总统也选择了Brooks Brothers，不过该品牌拒绝证实这个消息。就职日之后，特朗普又恢复了他的习惯，穿上了意大利品牌Brioni的西装。他的夫人Melania Trump也更加青睐Dolce & Gabbana和Dior等欧洲品牌的服装，并未像Michelle Obama时期一样有意支持美国品牌。
很显然，特朗普不在意政治对时尚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正如他不在意任何象征意义，凡事皆从实用主义和商业利益出发。
事实是，政界任何微不足道的支持都可能拉一把如今陷入泥潭的美国时尚。美国时装设计师协会的首席执行官Steven Kolb在就职日表示，政界人士穿着这些美国设计师的衣服，不仅促进了这些个人品牌的业务，他们还切实地促进了这个价值3730亿美元的行业。新一届政府显然欢迎并希望支持美国的时尚行业。
图为就职典礼上的Bernie Sanders
至于美国时尚的黄金时代能否回来，政界的影响力远不足矣。它依然取决于未来数十年美国梦的核心价值如何重建。那种对白人中心主义、单一价值观、性感观念的推崇显然过时了，但新的规范还未完全建立，且面临着矫枉过正的复杂局面。《纽约时报》将2020年视为《Telfar之年》精确地体现了当下美国破旧立新的状态。
去年的总统候选人Bernie Sanders的着装或许更符合当下的时代心情。他身穿素色旧棉袄、佩戴口罩和舒服手套坐在椅子上的照片抢了就职典礼的风头。这双手套据说由重复利用的毛衣制作。
与激进而张扬的状态相比，这种舒适的、低调的、具有防御性能的着装，更能代表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各地区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的潜在心态。毕竟，人们还没有完成与病毒的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