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Gucci母公司开云集团佛罗伦萨资本市场日上, 市场对CEO Luca de Meo雄心壮志并未买帐。
伯恩斯坦分析师 Luca Solca则更直接,指出开云的问题不只是执行力,而是Gucci 还没有一个被当下文化真正需要的品牌叙事,如果这一点无法建立,产品和定价都将失去支撑。
当造车人开始拯救Gucci,其实这是一场关于效率与欲望的战争。
如果把时间拨回到2015年,Gucci的危机可以被一句话解释清楚,那就是,它过时了。
而今天,到了2026年,你再试图用一句话定义Gucci的问题,会发现一切变得异常困难,它不再只是卖不好,也不只是设计不够好看,而是进入了一种更复杂的困境,它正在失去作为奢侈品牌的坐标。
2026年第一季度Gucci 实现营收13.5亿欧元,同比下滑8%,不仅低于市场预期的约13.7亿欧元,也标志着该品牌已连续第11个季度录得销售下滑,同店销售表现同样疲软,同比下降8%,远逊于分析师此前预期的下跌4.28%,这意味着,在经历产品重塑与创意转型后, Gucci 的复苏仍未显现拐点。
于是,去年一个看似跨界的解法出现了,Luca de Meo,这位曾在雷诺汽车证明过自己重组能力的CEO,被推上前台,试图带领开云走出对Gucci过度依赖的困局。
但问题是,当一个擅长制造机器的人,走进一个依赖制造欲望的行业,他到底能解决什么。
2015年的Gucci低谷期,几乎已经被判了慢性死亡,该品牌延续着Tom Ford时代遗留下来的性感与奢华叙事,但这种叙事在当时的语境中,已经逐渐失效,它太直接、也太容易被理解,而这正是奢侈品开始衰退的信号。
要知道,奢侈品从来不是关于被理解,而是关于被向往。
关键转折来了两个重要的人,Marco Bizzarri和Alessandro Michele,前者是商业操盘手,后者是审美颠覆者,他们没有对旧Gucci做修补,而是做了一件更激进的事情,彻底推翻。
Alessandro Michele为Gucci注入了一整套全新的文化语言,极繁主义、性别模糊、文艺复古以及反主流精英气质,本质上这不是简单的设计变化,而是一种品牌身份的重构。
Gucci不再只是一个卖手袋的品牌,而成为一种态度的容器,一种带有叛逆气质的知识分子浪漫,结果是显而易见的,Gucci从卖产品,跃迁为制造现象,成为业绩表现最好的奢侈品牌。
2017年上半年, Gucci 销售额大涨43.4%至28.32亿欧元,成为行业复苏最抢眼的黑马,同期爱马仕上半年销售额为27亿欧元,Gucci首次在规模上实现反超。
Michele时代的Gucci之所以强大,在于它拥有极强的象征能力,消费者购买的不是具体商品,而是一个清晰的文化标签,但在创意总监更替之后,这套系统逐渐失去连续性。
消费者面对今天的Gucci,产生的是一种微妙却危险的感受,它不错,但我不需要它,不得不说,在奢侈品世界里,不需要比买不起更致命。
过去十年,奢侈品行业依赖的是一套相对简单的逻辑,Logo可见性,社交炫耀属性以及新中产扩张。
但到了2026年,这套逻辑正在被快速瓦解,尤其是在中国市场这一核心变量中, 消费者发生了根本变化,从我想拥有这个品牌到这个品牌是否值得我拥有,从符号消费到价值判断,这不仅影响了Gucci,也波及整个行业,但Gucci的问题更严重,因为它的成功高度依赖情绪驱动消费,当情绪退潮,它便首当其冲。
过去十年,Gucci做对了一件事,那就是快速扩张,门店数量增加、曝光提升以及销售规模爆发,这在增长周期中无可厚非,但奢侈品的核心悖论在于,你卖得越多,就越接近不再奢侈。
过度扩张带来的后果包括,稀缺性下降,折扣渠道增加,奥特莱斯泛滥以及二级市场价格波动,当消费者意识到随时可以买到,品牌的心理溢价开始松动,而一旦溢价松动,奢侈品就会被拖入一个危险领域,与普通商品竞争。
在这样的背景下,Luca de Meo的出现,并非偶然,他的价值不在于懂时尚,而在于他擅长解决另一类问题,工业问题。
在汽车行业,他经历过品牌重组,成本控制,产品结构优化,全球供应链管理这些能力,恰好对应Gucci当前的左脑问题,库存过高,渠道效率低,成本结构不合理,盈利能力下滑,他的策略也非常典型,收缩库存,优化门店和提升利润率,推动多元业务比如眼镜、珠宝以及科技合作,甚至投资中国的时装品牌。
这一切都指向同一个目标,让Gucci重新成为一个高效运转的商业机器, 但真正的问题是,Gucci不是一台机器。
汽车行业的本质是制造确定性,而奢侈品行业的本质,是制造不确定的欲望, 这两者之间的差距,不只是行业差异,而是逻辑差异。
换句话说,他可以让Gucci活下来,但不能保证它再次被渴望。
今天的奢侈品竞争,本质上已经从产品竞争转向意义竞争,大家可以看看同行竞争对手,比如爱马仕是稳定的工艺信仰,Prada是理性与知识分子气质,而Miu Miu则是年轻叛逆与女性表达,它们都拥有一个清晰的问题答案,我们是谁?
而Gucci现在的问题恰恰是,它无法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 一个更残酷的现实,这个时代已经没有现成解法,2015年,Gucci可以借助复古极繁吸引千禧一代消费者完成重生,因为当时整个行业正处在审美真空期,但2026年不同,审美高度碎片化,消费者分层明显,趋势不再统一, 这意味着没有一种风格,可以再次统治整个市场。
可以说,Gucci不能再追随趋势,只能重新定义趋势,而这恰恰是最困难的事情。
最可能发生的结局,一种体面但危险的稳定,如果这一轮调整未能完成文化层面的突破,Gucci很可能走向一个中间状态,收入稳定,利润恢复, 这听起来不错,但问题在于,它将不再是定义时代的品牌,曾经超越爱马仕收入的品牌,而只是参与者。
这种变化意味着定价权下降,溢价能力减弱,长期增长受限,换句话说它不再引领欲望,只是在满足需求。
真正的答案是,Gucci必须回到双核驱动,Gucci的复兴,从来不可能只靠一个人, 它需要重新建立一种平衡,一端是像Luca de Meo这样的系统修复者,一端是下一个能够定义时代的审美创造者。
2015年的成功,本质上是这两者的高度协同,而2026年的挑战,在于你不仅要找到这两个人,还要让他们在同一个方向上发力,Gucci今天所面对的,不只是一次业绩下滑,而是一场关于奢侈品本质的拷问,当规模增长开始侵蚀稀缺性,你存在的意义,是否仍然成立。
因为它曾经给出过一个极其精彩的答案,而现在,它需要再给一次, 但这一次,没有模板,也没有退路。
Gucci若想掀起第三次创意浪潮,需要的不是一个风格正确的极简设计师,而是一个高风险偏好、真正相信创意杠杆的掌舵者,外界将选择Demna视为开云集团的赌徒式决策,但对Gucci而言,这恰恰是它最熟悉、也最有效的路径, 以小博大。
所以,Gucci真正的考验与机会,其实只有一件事, 让市场重新相信,创意仍然是最强的增长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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