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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 | 川久保玲到底错在哪里?

来源:时尚头条网责任编辑:Crystal时间:2020年01月21日 18:05

深度 | 川久保玲到底错在哪里?

只要有解读,就会有误读,但更多时候,时装品牌必须首先学会承认自己的认知局限\

作者 | Drizzie

 

只要有一天没认识到这个行业的真相,时装品牌就不会停止犯错。 

 

据时尚商业快讯,由日本设计师川久保玲创立的时尚品牌Comme des Garçons在巴黎男装周期间成为舆论攻击的对象。其2020秋冬男装秀场中的发型设计被指不当文化挪用,引发激烈争论。 

 

该时装秀为白人模特和没有留长发的黑人模特戴上了由蕾丝衬底制作的黑人典型玉米辫假发,故意拉低了发际线,但是三个黑人模特中有两个却没有佩戴该假发,而是用自己的头发做辫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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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Comme des Garçons 2020秋冬男装系列秀场

 

目前有很多时装评论委婉称该发型设计十分“奇怪”。而社交媒体意见领袖Diet Prada则直指此做法“十分有问题”,并且表示Comme des Garçons在种族包容性上一直在危险边缘徘徊,品牌自1994年后都没有启用过黑人模特,直到去年在2018秋冬系列上迫于压力重新启用黑人模特。 

 

虽然创始人川久保玲是日本人,但是由于负责该秀发型设计的是在业内颇为资深的Julien d’Ys。此次事件被一些时装评论人解读为白人对于他者文化的又一次轻视。而Comme des Garçons将这样的形象搬上T台,便相当于默许了这样的行为,这令品牌也难辞其咎。

 

Julien d’Ys起初对舆论不屑一顾,在Instagram上回复指责意见称其“愚蠢”。但是不断发酵的话题迫使他随后不得不在Instagram上公开道歉,表示灵感来源于古埃及王子的发型,无意伤害或冒犯任何人。Comme des Garçons也以品牌名义向英国媒体Dazed发布道歉声明。 

 

但是网民对此并不买账,认为该说法缺乏说服力,并指责品牌默许该做法,毫无敬畏心地挪用他者文化。网友评论Devinpink67说,这些辫发在深色皮肤模特身上很自然,但在其他人身上却看起来十分违和,愚蠢可笑。再次重复:辫发与黑人文化高度相关。 

 

网友Kharileigh表示,发型师的意图也许是为了表现埃及文化,但是在他执行创意理念时却缺乏常识,显得十分粗鲁,这就是为什么最终的结果看起来像是文化挪用。只有不断学习才能避免这种情况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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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m Kardashian也曾因辫发被诟病不当文化挪用

 

在西方世界,辫发与不当文化挪用、种族歧视的争议由来已久。白人明星Kim Kardashian、Zendaya都曾因辫发而受到批评。正如筷子之于中国文化,黑人辫发有着强烈不可分割的文化指涉,特定文化已经内化为这些事物的一部分。将黑人辫发以古怪的方式放在白人模特上,难免引起丑化黑人文化的质疑。 

 

很显然,文化挪用的话题在时尚行业争论了两三年,至今仍未达成行业共识和讨论成果。时装品牌一次次地触及红线,但在问题面前,它们仍迷茫不已。 

 

遥想若干年前,人们对时装品牌的期望仅仅是做出好看的衣服。

 

20世纪初期,法国高级时装设计师Paul Poiret靠着参考日本和服、土耳其灯笼裤、中国袍子的“异国情调”,将东方主义与欧洲时装结合在一起,就轻松征服了整个欧洲大陆。热衷于举办沙龙派对的Paul Poiret代表了当时高级时装的主题:享乐。高级时装的中心也只有一个: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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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世纪以前,高级时装设计师Paul Poiret以东方主义风格著名

 

廓形、面料、剪裁、色彩、图案………至少有半个世纪的时间,高级时装虽然快速更迭发展,但从未跳出这些维度。

 

1980年代,一批日本设计师Kenzo Takada高田贤三、Issey Miyake三宅一生、Yohji Yamamoto山本耀司、Rei Kawakubo川久保玲、Hanae Mori森英惠冲击了坚固的巴黎高级定制体系,掀起了巴黎时装界的日本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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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设计师川久保玲Rei Kawakubo

 

以山本耀司和川久保玲为代表的日本解构主义,对传统欧洲高级时装施以重击,促成了一次价值观更新,用自由、自我价值代替了优雅、品味、潮流。与此同时,来自安特卫普的六位设计师组成的安特卫普六君子在1980年接棒这一思潮,将高级时装的定义进行改写。 

 

以1980年代为转折点,高级时装品牌的主题彻底改变。它不再是通过好看的衣服创造纯粹的享乐,而是成为人们表达自我立场的介质。高级时装不再仅代表人的社会地位与所属群体,它还要表达个体。更重要的是,它所代表的不仅是物质,还有抽象的精神状态。 

 

随着社会的进步,时装被赋予了越来越多意义。一个世纪前的时装设计师或许会说,“我要创作出世上独一无二的裙子”,而如今设计师们总是挂在嘴边的是,“我想与特定群体对话”。 

 

但一直以来,时装界存在着两种思想的博弈久未停息。以1990年代冒头的时装设计师John Galliano和Alexander McQueen为例,前者通过将不同时空古典文化的碎片进行糅合,制作出绝美的时装,而后者虽同样擅长制造精美时装,却热衷于为其作品赋予丰富的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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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职Dior创意总监时期的John Galliano同样以大量借用和杂糅东方文化的Chinoiserie风格著名

 

尽管Alexander McQueen因其天马行空的设计多次被误读为歧视女性,其提前离世也令千禧年间新兴人才所带来的精彩变化戛然而止,但是后来时装界的发展证明了,上述两种路径中Alexander McQueen的最终胜利。 

 

因歧视犹太人言论被高级时装屋Dior开除的John Galliano,而后在原本最擅长用时装传递意义的Maison Margiela东山再起。令人惊讶的是,在以解构和极简主义著称的Maison Margiela,John Galliano彻底放弃了其早期堪称放肆的文化挪用。

 

John Galliano看清了新时期时装界的本质。通过杂糅文化和创造纯粹美感就能取悦观众的时代过去了,这样的做法随时都可能激怒一些人。不过在利用时装传递意义上,John Galliano一如既往地保持了克制。 

 

时针转回当下,在21世纪进入第二个十年之际,Virgil Abloh掀起了一场“范式迁移”。复制与挪用、符号的重复、任意的组合是Virgil Abloh的创意方式,这种简易快速的创意生产流程既迎合了后现代主义碎片化、符号再生产的文化需求,也恰好满足了商业市场的贪婪。

 

他说,“如果将时装设计师的意义只限于做衣服,这就窄化了时装设计师。一件衣服比它的面料更重要,衣服能够表达意义,表现关于一代人的东西。这个职业不仅限于人们下的过时定义。”  

 

几乎所有款式的时装都已经被创造了出来,变量在于人们基于时装所能创造的意义,因此符号和意义有时甚至成为了时装的全部。再加上时装行业已经成为一门全球化的生意,开始面向多样化的群体,那么它便无法摆脱被多样化解读的命运。 

 

这就是为什么,从某个时间点开始,时装行业开始频繁犯错。 

 

大到中国消费者最能共情的是Dolce&Gabbana辱华事件,以及去年年初在西方世界沸沸扬扬的Gucci和Prada“黑脸”事件,小到Chanel配饰引发澳洲原住民抵制,即便很多业内人士已经对“文化挪用”这个词感到十分反感,但是时装作品触犯部分消费者感情的事件仍然屡犯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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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初,黑脸毛衣事件为Gucci造成重创

 

正如部分西方人对于中国消费者激烈抵制Dolce&Gabbana无法理解和共情,对西方种族议题相对陌生的中国消费者也很难完全感知种族歧视问题在西方世界的敏感程度。

 

尽管时装界正大力倡导包容性和多样性,但人们或许要承认,不同文化之间相互理解的难度超出了人们想象。著名作家尤瓦尔·赫拉利曾写道,”我们常常用第一人称复数来讨论人类的未来,讲着’我们’该做些什么,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但或许根本没有’我们’,或许’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同的人类团体会有完全不同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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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lce&Gabbana辱华事件虽然在华人群体中引发轩然大波,但是事实证明,西方世界并未完全理解事情始末

 

种族问题与历史问题紧密相连,人们对种族问题的缺乏同情往往源于对他者历史的缺乏了解。如果有黑人群体认为Gucci毛衣涉嫌种族歧视,那么无论其他种族人群如何求证此种指控不合理,种族歧视的事实已存在。Dolce&Gabbana要求模特笨拙地用筷子吃披萨,和Comme des Garçons将黑人辫发怪异地放在白人模特头上也是同理。 

 

普利策获奖者、华盛顿邮报时装评论人Robin Givhan在评论文章《黑脸现象和时尚本身一样是白人至上》中表示,“那些因黑脸被诟病的人对于黑人历史往往是情感淡漠的。毕竟,如果这不是你的过去,你就不会被伤害。那些刻板印象于是成为创作素材和创意灵感。对于其他种族的人而言,他们并不与黑人共享同一种历史,因此二者是疏离的。” 

 

值得关注的是,身为黑人作者,Robin Givhan本人也一度陷入种族歧视的旋涡。去年3月,她在其Instagram账号上发布一张看秀嘉宾集体拿出手机拍摄的照片,其中的大多数为亚洲人,并附上“Amateur photographers”(业余摄影师)的贴文,此举被质疑为歧视亚裔。 

 

这再一次证明,人们往往对触犯他人情感不自知。无论时装界自认为多么先锋与觉醒,在其他文化面前,任何人都必须保持敬畏心。诚然,只要有解读,就会有误读。但更多时候,时装品牌必须首先学会承认自己的无知。 

 

眼下,Comme des Garçons等时装品牌还能用“本意并非冒犯,如有冒犯任何群体,对此真诚道歉”的声明侥幸挨过舆论周期。但是这种不痛不痒的声明无异于将被冒犯的群体置于“不重要”、“不被重视”和边缘化的位置,拥有太多替代选择的消费者将毫不留情地抛弃品牌。

 

触犯黑人消费者就让Gucci经历了切切实实的损失。2019年第一季度,Gucci北美市场增幅放缓至5%,录得罕见的单个位数增长,也是全球最慢增长的地区,拖累了品牌的整体增长。市场认为,这或许和Gucci新系列一款黑色高领毛衣“Balaclava”被指涉嫌种族歧视非裔美洲人的事件有关。 

 

与上世纪不同,时装不仅是时装品牌单方面引领消费者观点,现在消费者如何理解、反馈成为了一股足够强大到可以形塑品牌的反作用力。经营一个时装品牌越来越难,设计师以前只需想着如何打动消费者,现在还要避免不触怒他们。但是既然希望建立对话,那么如何恰当地表达和呈现自己的意图,就是当下最重要的能力之一。 

 

像Prada和Gucci一样建立文化多样性委员会,改善组织架构,降低犯错机率,不失为一种解决方式,但是包括设计师、市场营销人员、高层决策者等在内的全体从业人员素质的整体提升需要更长时间的教育渗透。 

 

在这个意义构筑的时装世界,希望时装回归纯粹审美显然是徒劳。不过需要强调的是,过度解读时装和强加意义也十分危险。笔者在《时装真能表达哲学吗?》一文中曾表示,时装毫无疑问是态度的表达,但它究竟能承载多少抽象意义值得思考。

 

更折衷的观点是,时装不仅仅是经过智力加工的衣服,还是一场全球协作的集体努力,也是全球化市场中的流通品,它的底线是不触犯文化禁区。品牌只有提升认知水平和共情能力,才能避免误读,并在新时期立足。这就是如今的行业真相。 

 

社交媒体时代,不犯错已是最大的幸运。但是人们必须寻找犯错的根源,毕竟谁会愿意让运气左右自己的未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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