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尚产业长期以碎片化和缺乏沟通的方式运行，而2019年横空出世的《时尚公约》罕见地将数百个品牌联合起来
作者 | Aaron Lai 编辑 | Drizzie
时尚产业短暂的团结，转眼就面临瓦解。
据时尚商业快讯，因可持续发展进展甚微，奢侈品牌爱马仕、英国高端百货Selfridges近日悄然退出可持续发展倡议《时尚公约》，成为继英国可持续时装品牌Stella McCartney后，又一批退出该组织的大型时尚企业，引发行业的密切关注。
截至目前，爱马仕拒绝对此做出回应，但该消息已得到《时尚公约》执行董事兼秘书长Eva von Alvensleben的证实。
对于多位成员的退出，Eva von Alvensleben表示遗憾，但也将成员的波动视为正常现象。通常情况下，企业可能因为各种原因离开《时尚公约》，包括履约成本和执行能力的不同等。
另外她也提到，《时尚公约》存在主动淘汰成员的行为，今年已有一家企业因缺乏参与度而被辞退。与此同时，包括运动品牌Asics、时装集团J. Crew、奢侈品牌Chloé在内的新成员正在等待加入。其中Chloé还在2021年成为奢侈品行业首个获得B Corp认证的品牌，这从侧面反映出该品牌对《时尚公约》可持续发展进度的认可。
然而这显然不足以打消市场对《时尚公约》的质疑。毕竟此次退出的企业一个是以严肃态度闻名的奢侈品巨头爱马仕，另一个是时尚百货中的可持续发展先锋Selfridges，前者以高度透明的可持续发展报告著称，而后者在去年刚刚做出一项颇具野心的承诺，宣布在2030年以前将可持续交易比例提高至45%。
重量级品牌的退出挫伤了市场对《时尚公约》的信心，更有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这个一度被时尚产业寄予厚望的可持续发展联盟正面临严峻挑战。
Selfridges在商场外立面挂出“让我们改变购物方式”的标语
令人玩味的是，以可持续发展为主题的设计师品牌Stella McCartney早在2021年《时尚公约》颁布任何形式的倡议之前便宣布退出，原因不明。
就在爱马仕与Selfridges退出《时尚公约》的同时，快时尚巨头H&M集团CEO Helena Helmersson正式宣布接替联合创始人、开云集团董事长兼CEO François-Henri Pinault，成为《时尚公约》指导委员会联合主席，与另一位联合创始人、全球可持续商业倡导者 Paul Polman展开密切合作。
尽管Helena Helmersson拥有可持续发展和生产方面的背景，但作为时尚产业可持续发展相对落后的环节，快时尚带给生态环境严重污染早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数据显示，H&M每年生产30亿件服装，约占全球产量的3%，而该企业正坐拥43亿美元的服装库存，预计将会被大量焚烧填埋，造成土壤和空气污染。与此同时，模棱两可的术语和不一致的行动也令该企业被长期打上“漂绿”的标签。
有分析人士揣测，H&M高管的上任为《时尚公约》的可持续发展论调刷上了一层“伪善”的色彩，并加剧着《时尚公约》的信任危机。该组织的最新目标是到2030年实现100%的能源可再生，并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
H&M高管的上任为《时尚公约》的可持续发展论调刷上了一层“伪善”的色彩
时尚产业长期以碎片化和缺乏沟通的方式运行，而2019年横空出世的《时尚公约》受到瞩目，主要因为它罕见地将数百个互为竞争关系的品牌联合起来，共同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整体目标。
《时尚公约》能够推出，首先因其倡议者的十足份量。应法国总统马克龙之邀，全球奢侈品巨头开云集团于2019年牵头签署《时尚公约》，旨在对解决全球气候、物种多样性、海洋生态三大环保问题做出承诺。
《时尚公约》前所未有地覆盖到62家时尚和纺织业企业的200余个品牌，总数占到时尚产业的三分之一
《时尚公约》前所未有地覆盖到从奢侈品牌、面料商到快时尚、运动品牌等62家时尚和纺织业企业的200余个品牌，包括一度因皮草问题受到诟病的爱马仕、Chanel，以及LVMH投资的Stella McCartney等。
虽然作为开云集团最大竞争对手的LVMH并没有加入该公约，该公约的参与者总数依然占到时尚产业的三分之一，被视作可持续时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另一方面，《时尚公约》的诞生与当时的市场环境密切相关。2019年是奢侈品行业发展的鼎盛时期，奢侈品业绩与股价齐涨，市场信心十足，企业社会责任感增强。
与此同时，可持续发展的呼声也在这一年走向高潮，几乎所有奢侈品企业都先后做出可持续发展承诺，并发布相关目标和执行计划。在可持续发展先锋开云集团之后，LVMH、Chanel、爱马仕等巨头也做出详尽的可持续发展报告，工作内容涉及减排、碳汇、循环经济、绿色债券、供应链透明度等众多方面。
也是在这个时间点，时尚行业对于团结的呼声达到高点，因为当企业个体制定可持续发展目标时，人们公认很多目标的实现必须来自集体的配合，而不可能止步于个体努力。
早在《时尚公约》成立前的哥本哈根时尚峰会上，开云集团首席执行官François-Henri Pinault就透露将领头建立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产业联盟以应对气候危机。
不同于个位数的减排目标，碳中和或净零目标要求企业从根本上重塑产业链，而这无疑需要来自从上游供应商到终端零售商的集体努力。
他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我们当前面临的全球挑战是复杂的，不分国界，只有联盟才能克服它们，因此需要将政府、企业和民间社会聚集在一起。《时尚公约》的成立表明行业已经承认了21世纪的环境问题，希望通过集体行动和共同目标来承担责任。
这也是《时尚公约》得以吸引Chanel这一向来独立的奢侈品企业的原因。Chanel品牌总裁Bruno Pavlovsky表示，吸引他们积极参与协议的一大原因固然有来自政府的鼓励，但更关键的因素还在于，时尚企业也已经意识到，没有一家公司能单独应对《时尚公约》提出的挑战。
去年12月，《时尚公约》启动一项全新计划，为欧洲的可再生能源项目集体融资，以换取清洁电力信用。作为迄今为止最为领先的时尚产业集体行动，这个联盟可以将行业竞争者聚集在一起，就复杂的长期交易进行谈判，旨在每年为电网增加十万兆瓦的新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而这对于大多数企业而言都不可能凭一己之力实现。
然而联盟的达成仅仅是一个起点，随着越来越多事务落实到行动中，问题开始暴露。
《时尚公约》虽然不断强调时尚行业需要对自然和生物多样性做出何种贡献，但在兑现承诺方面，该组织在前三年进展十分缓慢，至今仅交付了少数几个试点项目。
截至目前，仅有四成的成员在《时尚公约》开发的工具和研究的帮助下，制定了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目标，但这一比例在过去两年仅从10%提高到了21%，仍处于起步阶段。
与此同时，随着时间的推进，《时尚公约》在透明度方面也变得漏洞频出。据悉，《时尚公约》要求签署方每年向组织报告可持续进展，但成员大多选择性地公布部分数据，某些情况下甚至拒绝报告。至于《时尚公约》要求的，应制定经核实的、以科学为基础的减排目标，仍有40%的成员未做出上述基本承诺。
《时尚公约》启动一项全新能源计划，对于大多数企业而言都不可能凭一己之力实现
过去三年的疫情影响固然是《时尚公约》进展缓慢的客观原因。不过，让《时尚公约》发展受阻的某些结构性因素也完全是可以预测的。
一方面，与同频共步的发展进度相比，时尚企业显然需要更适合自身的发展节奏，确立更具个性化的目标。早在《时尚公约》诞生前，时尚产业，尤其是奢侈品行业内部，已经各自规划出了严格的可持续发展行动指南。
正如《时尚公约》中唯一缺席的头部奢侈品集团LVMH，集团希望以独立体系进行可持续发展，早在20多年前也已成立了环境保护部门，并将可持续发展作为企业战略的重要部分，于2021年首次公开LIFE 360环境计划。
爱马仕则同样拥有一套属于自身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包括到2030年将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减少到2018年的一半等。截至2020年，爱马仕宣称已减少了4.7%的碳排放，尽管这一成绩并不突出，但不可否认，该集团的可持续化进程始终在推进。
今年4月，爱马仕在法国Louviers开设的一家全新皮具车间便通过融入可持续化发展理念，成为集团致力于环境绩效、区域发展和社会责任实践的范例。
除保证人才的可持续就业外，在能源方面，建筑也因地制宜，通过最大化利用自然光和通风，减少了对人工照明、暖气和空调的需求。同时，车间能源也实现了100%的可再生，通过地下150米深处的13个地热探头以及超过2300平方米的太阳能电池板采集。
爱马仕位于Louviers的可持续化皮具车间
甚至在珍稀动物皮这一高端业务的基石上，爱马仕也一改我行我素的立场，开始探索更多可持续的可能性，于2021年将与加州霉菌制品公司MycoWorks合作，推出一款由“蘑菇菌丝”制成的蘑菇皮维多利亚旅行包，引发行业和消费者的极大关注。
菌丝体是一种蘑菇根部结构网络，在实验室经过人工培育后能转变为具有皮革基本品质的生物材料，在强度、耐用性和手感方面与皮革相似，吸引了诸多奢侈时尚品牌，其中也包括最早退出《时尚公约》的Stella McCartney，共同测试该皮革替代品的商业可行性。
上述举措即使无法在品牌的可持续化进程上起到最直接、最立竿见影的效果，却也代表了行业内创新发展的方向，符合企业产能进化的根本逻辑，并满足了商业层面的可持续发展需要。
2021年，奢侈品牌Chloé获得共益企业B Corp的认证
另一方面，从根本上来看，《时尚公约》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即便签约企业未能达成目标，也不会受到任何惩罚，公司的履约程度主要依靠自觉自愿。这也意味着，《时尚公约》实际上也欠缺行之有效的自我约束力，难以在全球经济和政治舞台上获得话语权。
反观Zegna、Prada、Burberry、Moncler等一部分中型奢侈品上市公司，尽管不具备系统性投入的资源，却也开始通过布局ESG战略，将社会责任抬升到与财务目标平起平坐的地位，通过对消费者做出明确的可持续发展承诺，接受消费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外部监管，以推动市场估值和市场效率，同时消除潜在的舆论风险。
反思过后，不少业内人士开始对同样在可持续化方向具备明确思路的Chloé，是否将长期加入《时尚公约》表示怀疑。2021年，历峰旗下奢侈品牌Chloé获得共益企业B Corp的认证，标志着品牌转型成为使命驱动的商业模式。
不同于《时尚公约》等行业组织，创立于2006年的B Corp对于品牌的社会和环境影响有着最为严苛的认证标准，通过300多个指标，考核企业对社会整体产生的积极影响以及对持续改进的承诺，每三年进行重新评估，受到行业和消费者的认可和信赖。
据B Lab 2022年年度报告披露，去年共有超6000家企业获得B Corp认证，并有超过20万家企业接受评估，其中包括以90.6分的高分获得认证的丹麦时装品牌Ganni。这些荣获B Corp认证的时尚企业正在通过某种全新的观念认同，成为可持续发展领域的一股重要力量。
但很显然，B Corp并不具备代替行业自律和政府监管的能力。在巨大的外部性面前，个别获认可企业的可持续只能是杯水车薪。而一旦企业认为B Corp不再符合它们的盈利需求，或威胁到短期的股东利益，它们依然可以自行离开，无需承担任何责任。
归根结底，在复杂多样的时尚产业，每个企业的实际情况可能天差地别。它们或许可以粗略达成可持续发展的共识，却难以用同一标准来框定发展节奏。在统一发展步调之前，时尚产业甚至连统一的衡量工具与公式还未能实现。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三年后的今天，可持续发展终于从时髦口号进入了实操阶段。
